參考消息網10月21日報道 境外媒體說,為期四天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作出承諾採取更多措施加強法制建設。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0月20日報道,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20日起在北京召開,為期四天。這是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以來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此前,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及多位十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在反腐大潮中落馬,也使會議是否將涉及周案調查進展和人事遞補議題成為焦點。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0月20日報道稱,將於23日結束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必將作出承諾採取更多措施加強法制建設。
  此次會議是內地領導層反腐敗、倡導廉潔政府和推進社會公平的里程碑式努力,其中推進社會公平是習近平主席“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舉措的一部分。
  報道稱,四中全會之後,預計政府將出台新規,要求地方法院向更高級的司法機關而非地方政府報告,同時招募更多法律專業人士進入司法機構,從而遏制官員干預司法決定的行為。
  此次會議主要的成果應當是進一步鞏固將權力從地方政府收回的“權力再中央集權化”。
  美聯社10月20日報道,一些法律學者期望法制改革能夠給地方層面帶來一些公平。
  四中全會預計將要求剔除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保證司法人員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其他變化可能還將包括審查法官以確保其稱職,以及向公眾公開更多判決結果從而令法官為自己的判決負責。
  北京的法律學者徐昕(音)說,四中全會可能還會推出遏制腐敗新舉措,如要求新任命官員向社會公開自己的私人財產,以及建立一個反腐敗機構。
  徐昕說,還可能設立一個憲法委員會來仲裁法律和規定的有效性。
  另據路透社10月19日報道,中國將於本周宣佈重要的司法改革,改革將試圖限制地方官員對案件審理的影響。企業主管們密切關註這一舉動,他們希望這將令司法體系更加公正。
  這一消息預計將於10月20日至10月23日召開的四中全會結束時公佈,此次全會的主題為“依法治國”。此次會議的召開,正值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放緩增加了更多商業糾紛的可能性之際。
  報道稱,商業界,尤其是中國的私營企業以及外國投資者,長期以來都在抱怨難以在法庭上進行公正的聽證,因為法官們通常要向地方政府和黨的機關作出解釋,而這些機構又通常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15日在黨報《人民日報》上寫道,沒有健全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有經濟增長。
  李曙光寫道:“保護產權和保護合約,是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的前提。”
  “隨著未來經濟社會良性發展,法治將在中國市場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延伸閱讀】外媒聚焦四中全會:中國變革不是裝點門面
  參考消息網10月21日報道 外媒稱,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20日召開,會議主要議題是“依法治國”。這是有史以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依法治國作為全體會議的討論重點。
  據時事社10月20日援引新華社報道稱,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20日上午在北京開幕。會議主要議題是“依法治國”,在23日最後一天,將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另外,因涉嫌貪腐被立案審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中央政法委前書記周永康是否會被開除黨籍並追究刑事責任也是外界關註的焦點。
  報道說,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是黨的重要會議,以習近平總書記等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為首的約370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出席會議。這是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首次專門就法治和司法改革進行正式討論,《人民日報》20日在頭版刊登了以《開創法治中國新天地》為題的文章。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0月20日報道,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20日召開,主題將是“依法治國”。這是有史以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依法治國作為全體會議的討論重點。在一定程度上,有理由樂觀地認為,四中全會將提出更多有關法治的多元化觀點,同時採取重要措施推進新的法制改革。
  報道說,同持悲觀態度的觀察人士所預測的相反,四中全會把法律僅當作共產黨控制中國社會的工具的可能性並不大。中國社會及其法律制度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習近平領導的現政府業已實施了多項改革,甚至調整了意識形態,這表明中國正朝著現代法治積極邁進。這些變革並不只是為了裝點門面,而是表明,領導層已認識到必須改善治國方式,平息民憤並聽取民意。
  關於憲法,習近平將其稱為中國的“根本大法”,並表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
  報道稱,如果中國領導人認識到如何通過依法治國促進社會穩定,法制改革的前景將變得明朗很多。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所實施或承諾的每一項改革都是一次機遇,使大批學者、活動家、具有改革精神的官員以及普通公民有機會積極實施變革和尋找新的改革機遇。雖然確實存在限制因素,但與之並存的還有推進改革的積極因素。
  另據德國《世界報》網站10月19日報道,從10月20日到23日,中共高幹將在習近平的主持下,在秘密閉門會議中探討一個棘手議題:黨未來應如何處置法治國家問題?
  現年83歲的中國法學界泰斗江平說,四中全會的重要性就在於此。這位中國政法大學的前校長公開主張以機制化的法律監督打擊濫權行為,實施改革以提高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讓憲法原則發揮法律效力。
  江平在國務院出版的一份戰略研究刊物上撰文稱:“這是中共作為執政黨60多年來首次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探討法律、法律體系和依法治國問題。”
  (2014-10-21 11:17:00)
  【延伸閱讀】四中全會清理反腐“法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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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懷德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中紀委特約監察員。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通過強化中央巡視、開通網上舉報、踐行八項規定、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一系列舉措,依法依紀嚴懲黨政公職人員的腐敗腐化行為,贏得了廣泛的民眾支持和普遍的國際贊譽。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本周在北京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分析人士預料,反腐敗法治化、制度化將成為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著力解決的問題。
  持續兩年的“反腐風暴”成績卓著,出台“八項規定”、反對“四風”、加強中央巡視組巡視……十八大以來,中央始終以“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一大批腐敗分子被清除出黨員幹部隊伍,並受到黨紀國法的懲罰。但當前,黨紀與國法、行政規定與法律條文之間還存在一些縫隙,對一些貪腐行為法律的剛性約束還不夠硬實。
  一位受訪專家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如何治理上述“法外之地”,使黨紀與國法、行政規定與法律條文之間“無縫對接”,可能將是四中全會探討的議題之一。
  A06版-A07版採寫/新京報首席記者 王姝
  10月11日,距離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還有9天。中紀委在這一天內宣佈兩名省部級官員被調查: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何家成和江蘇省原省委常委、秘書長趙少麟。至此,十八大以來被調查的省部級及以上官員已達50名。
  據新京報統計,2003年至2011年近10年間,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共計72人。而十八大至今不到兩年,在省部級官員防腐這一項上的成績已相當於過去十年的70%。
  中紀委特約監察員、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和中紀委特約監察員、中國人民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等受訪專家認為,十八大以來的高壓反腐,致力於打造“不敢腐”態勢;正在召開的四中全會將就如何築牢“不想腐”、“不能腐”的機制,謀篇佈局,“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中央領導早已明確方向,法治反腐已提上日程”。
  【新方向】
  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
  “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2012年11月15日,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當天,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如是說道。
  一場影響深刻的反腐戰役,由此展開。
  兩月後的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對反腐作出進一步部署,“要善於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在福建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福建省紀委原副書記張大共看來,習近平的上述要求,確定了法治反腐新方向。
  在《關於法治反腐的思考》一文中,張大共提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反腐,經歷了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四個時期。
  他逐一分析了前三個時期的“軟肋”:運動反腐,依靠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懲治腐敗,但腐敗是個慢性病,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權力反腐,容易因領導者的改變而改變,因領導者註意力的轉移而轉移;制度反腐,黨紀政紀大多缺少與其配套的具體規定,在實際操作中缺乏強制性和約束力。
  “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新超越”,張大共稱,“通過制定和實施法律,限制和規範公權力行使的範圍、方式、手段、條件和程序,使公權力執掌者不能腐敗、不敢腐敗,從而達到減少和消除腐敗的目標”。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反腐方向的調整,反腐戰略目標也隨之轉變。
  他認為,直到十八大才首次明確提出反腐戰略目標:“建設廉潔政治”,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一直在反腐,卻始終無法控制腐敗蔓延勢頭的嚴酷現實表明,敢於提出這樣一個明確具體的目標,肯定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難能可貴”。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薑明安對新京報記者說,國內首個反腐法治研究機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已於今年6月成立。薑明安和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李步雲等法學泰斗,擔任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的顧問。同時擔任顧問的還有中紀委常委和最高法、最高檢的高層領導,“陣容強大,足見中央對反腐法治研究的重視”,薑明安說,設立該機構的宗旨之一就是加強反腐立法,研究反腐刑事司法政策和策略、依法反腐司法職能。
  【新路徑】
  治標是為治本贏得時間
  也是在2013年1月22日的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當習近平提出“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的要求時,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對反腐路徑作出了具體部署,“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反腐研究專家李永忠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說,“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的“靈魂”就在於四個字,“贏得時間”。
  “為長遠的治本規劃贏得時間,為解決腐敗獃賬和存量贏得空間”,李永忠表示,“政治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和紀檢監察體制改革,都在推進過程中,因此不可能以治本為主,治標是權宜之計,權宜就在於贏得時間”。
  李永忠、馬懷德、周淑真、任建明等受訪專家都認為,十八大迄今的反腐效果,已達成了“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的戰略初衷。
  不到兩年50名省部級及以上官員落馬,既有中央政治局前常委,還有軍隊前高層,“‘打虎拍蠅’的力度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上述受訪專家評價說。
  與“打虎拍蠅”同時推進的是不斷“擴容”的“治本”之策。
  馬懷德、周淑真認為,從“八項規定”、“反四風”,到《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從中組部六號文件明確“裸官”任職“負面清單”,到31個省區市全面推進的“裸官”排查調崗,以及國務院正在推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陸續取消和下放的632項行政審批事項,“都是從制度層面,根除誘發腐敗的土壤”。
  上述受訪專家指出,紀檢系統作為反腐主力,此前存在“雙重領導”等問題。三中全會提出的紀檢體制改革方向,即“兩個‘上’為主”,查辦案件的事權和幹部提名的人權“上提”;“兩個全覆蓋”,即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巡視工作全覆蓋,“突破了紀檢體制的障礙,強化了紀檢部門的獨立性”。
  據新京報記者瞭解,三中全會確定的紀檢體制改革方向,中紀委已細化為7個主要任務,並制定了“2017年基本完成”這一時間表。以其中的“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領導”任務為例,中紀委已選定河北、浙江、河南、廣東、陝西5省和國資委、商務部、海關總署3個部委為試點,要求試點單位查辦腐敗案件直報中紀委。
  【再出發】
  黨紀國法之間“無縫對接”
  前不久,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績單”和今年中央巡視組首輪巡視整改報告相繼發佈。新華社刊文提出,“透露出強烈信息:反腐將常態化並逐步納入法制軌道,越來越多的‘法外之地’將被清理”,“黨紀與國法、行政規定與法律條文之間還存在一些縫隙,對一些貪腐行為法律的剛性約束還不夠硬實”。
  新華社文中所提的“法外之地”,即教育實踐活動、“反四風”、中央巡視所發現的問題,包括“吃空餉”、“裸官”、“紅包”、“奢靡”、“官賭”、“隱形福利”等。
  反“四風”中10萬餘人主動上交“紅包”及購物卡、涉及金額5.2億元,查處2550人,涉及金額2.5億元,不過處理仍以退還等行政處罰為主。
  在“吃空餉”專項整治中,共清理清退“吃空餉”人員16.2萬多人,但以清退為主,大多並未入刑。
  一位受訪專家對新京報記者說,如何治理上述“法外之地”,使黨紀與國法、行政規定與法律條文之間“無縫對接”,可能將是四中全會探討的議題之一,“近兩年高壓反腐,‘不敢腐’的態勢已經形成,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具體到反腐就是依法反腐、依法懲貪,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作出進一步安排”。
  薑明安也認為,四中全會應該會對加強和完善黨內立法作出部署,“強化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從嚴治黨”。
  薑明安稱,完善“雙規”措施進一步納入法治軌道,也將提上日程。去年他參加的最高檢座談會,就探討了紀委如何向檢察機關移交官員腐敗犯罪案件,“過去主要是由紀委負責,調查完畢、證實涉嫌犯罪,再移送司法機關。這次座談會透露,今後,紀檢辦案過程中如果發現官員構成犯罪,就會直接交給檢察機關”。
  馬懷德認為,四中全會應該會探討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反腐的源頭立法,“三中全會強調‘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因此約束權力運行方面的源頭反腐法律,應提上日程。比如《行政程序法》、《行政組織法》,信息公開條例上升為信息公開法,以及領導幹部個人事項申報公開方面的法律法規。”
  “制定從政道德法律約束公務人員”
  中紀委特約監察員馬懷德表示,一些監督約束權力運行方面的立法應提上日程
  ■ 對話
  應立法監督約束權力運行
  新京報:四中全會會成為反腐從治標轉向治本的轉折點嗎?
  馬懷德: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有四個新特點:一是加大查處腐敗案件力度,初步形成不敢腐局面;二是從轉變作風入手,註重從源頭防腐;三是強調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反腐,將過去一些成熟的制度措施,上升為法規規章,增強其權威性;四是註重制度改革創新,比如巡視制度方面的改革,中央巡視組組長一次一授權;紀檢體制的改革,“兩個‘上’為主”,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四中全會後,會繼續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方向和原則,一方面保持反腐的高壓態勢,一方面註重制度建設,走向法治防腐反腐。
  新京報:四中全會會對下一步的反腐帶來哪些影響?
  馬懷德:“依法治國”強調的是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因此,應該加快完善反腐敗法律法規體系,修改現行法律法規,以適應反腐形勢新要求。比如《行政監察法》規定:“監察機關是人民政府行使監察職能的機關”。目前,監察機關與紀委合署辦公。三中全會確定了“兩個‘上’為主”的改革方向,強化上級紀委的領導,那麼“監察機關是人民政府行使監察職能的機關”條款,就應該相應修改。
  此外,三中全會強調,“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因此,一些立法特別是監督約束權力運行方面的法律法規,應該提上日程。比如現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沒有包括立法公開、司法公開、黨務公開等內容,所以應該將其上升為《信息公開法》,擴大適用範圍,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行政程序法》、《行政組織法》、《重大決策程序條例》、《行政問責法》,以及規範官員個人事項申報的申報公開方面的法規,都是對權力運行加以制約和監督的基礎性法律,應該納入立法規劃,真正實現權力、機構、職能、責任、程序法定。
  制定從政道德法清理“法外之地”
  新京報:怎樣解決反腐存在的“法外之地”的問題?
  馬懷德: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覆強調堅持依法執政、依憲執政,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四中全會將進一步樹立憲法法律權威,建立科學的法律規範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處理好國法和黨規的關係。事實上,這項工作去年就已經啟動。去年5月,黨內“立法法”《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備案規定》出台,其中就提出了明確要求:制定黨內法規應當遵循“遵守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規定”等原則。
  目前黨內法規和法律適用對象與範圍不盡相同,具體到“吃空餉”、“紅包”等“法外之地”,雖然達不到貪污受賄的刑事立案標準,屬於道德層面的問題,不適合通過法律予以調整,但可以由黨內法規加以約束。
  為有效約束黨員以外公務人員行為,今後可以制定《公務人員倫理道德法》,對公務人員作出規範。制定從政道德法律,也可以解決“道德不能立法”的問題。
  新京報:我國有制定《公務人員倫理道德法》的考慮嗎?其他國家對從政道德是如何規定的?
  馬懷德:學界一直有這樣的呼聲,但是並沒有列入立法規劃。實際上,通過制定行政倫理方面的法律,規範和約束公務人員的行為,這已經被不少國家採用。美國、韓國、日本、中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都制定了這方面的法律。比如澳門,普通人可以隨時進入賭場,但是公務人員只允許春節期間進入賭場,其他時間涉足賭場就屬於違法。
  現階段不宜對反腐體製作大調整
  新京報:有學者呼籲設立國家反腐總局,整合紀檢機關、檢察機關反貪部門、預防腐敗局等各方面的反腐力量。你怎麼看?
  馬懷德:設立國家反腐總局的呼聲一直存在。去年三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會議宣佈要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時,就有一些學者提出了這樣的建議。是否需要設置相對獨立的統一的反腐機構,這值得商榷。我個人認為,現階段正處於反腐的關鍵時期,四中全會後會繼續保持反腐的高壓態勢,所以現階段不宜對反腐體製作出大的調整。
  新京報:你曾經建議制定綜合性的國家反腐敗法,四中全會後有必要制定這樣的法律嗎?
  馬懷德:是否需要制定統一的綜合性的國家反腐敗法,這需要探討。當務之急還是制定源頭防腐的基礎性法律、規範權力運行方面的法律,也就是剛纔提到的《信息公開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組織法》、《重大決策程序條例》、《行政問責法》等。
  官員判處死刑少不等於量刑輕
  新京報:司法改革被指將是四中全會的主要議題之一。此前,一些貪腐官員的量刑標準,引起了關註。據測算,2001-2011年間,超過100名被查的副部級以上官員中被執行死刑的只有5人,不少人獲緩刑。有人認為對一些官員的量刑標準較輕,你怎麼看?
  馬懷德:保留死刑,但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這是我國的司法原則之一。不能僅憑判處死刑的官員數量比較少,就得出量刑較輕這樣的結論。該不該判處死刑,刑法有明確具體的規定。
  四中全會應該會對三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方向——“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作出進一步部署。“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有利於促進包括職務犯罪在內的所有案件,公正裁判。具體到反腐,能有效解決地方腐敗案件領導干預司法、重罪輕判等問題,更能避免利用“保外就醫”逃避懲處等問題。
  新京報:四中全會召開前,另一個討論熱點就是“雙規”。來自最高檢專家座談會的消息,對於官員貪腐犯罪,中紀委和最高檢計劃合併“同類項”,就是紀檢辦案過程中發現官員涉嫌犯罪,直接移送檢察機關。有學者認為,這意味著“雙規”有可能淡出。你贊同嗎?
  馬懷德:合併“同類項”並不意味著“雙規”會淡出。“雙規”推行20餘年來,對於腐敗案件調查取得突破、破除地方保護主義,起到了積極作用。
  現行《行政監察法》規定,“監察機關在調查違反行政紀律行為時,可以責令有違反行政紀律嫌疑的人員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就調查事項涉及的問題作出解釋和說明,但是不得對其實行拘禁或者變相拘禁”,這是“雙規”的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也對貪腐等職務犯罪的偵查程序,作出了規範。
  紀檢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合併“同類項”,雙方進一步完善對接程序,有利於整合資源,避免“雙規”對象泛化等問題。
  (2014-10-21 06:52:09)
  【延伸閱讀】境外看四中全會:中國迎徹底革除人治積弊新關口
  視頻: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來源:中央電視臺
  中新網10月20日電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於10月20日在北京開幕,此次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引起海內外關註。境外華文媒體表示,缺乏法治歷史傳統的中國能否徹底革除人治積弊,進入全面建設法治中國的新階段,不僅是對執政黨的重大考驗,也是攸關社會福祉、國家前途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選擇。
  實現法治是政改重要目標
  香港《大公報》20日刊發系列文章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四中全會確立“依法治國”為主題,意義重大。新中國行政法學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應松年受訪時指出,作為執政黨,新一屆領導層開局即宣示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規範黨內行為,表明瞭本屆中央推進法治的決心。如此深入地研究推進法治,其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而實現依法治國則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
  香港《文彙報》20日刊發評論稱,四中全會的召開,成為中國法治進程臨近新的歷史節點。作為一個缺乏法治歷史傳統、擁有近14億人口、總體落後且千差萬別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能否在改革開放36年的基礎上,徹底革除人治積弊,進入全面建設法治中國的新階段,不僅是對執政黨的重大考驗,也是攸關社會福祉、國家前途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選擇。
  該文稱,從法治中國頂層設計到強化憲法法律權威,從改進執政方式到激活人大法治潛能、拓展“參政議法”空間,社會民意和廣泛共識形成,助推執政黨開啟法治中國的新徵程。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胡建淼教授指出,中國法治建設是一項漸進的系統工程,不要以為在中國只抓法治就能抓好法治,法治建設與經濟生活水平,政治制度環境,社會生態和觀念等各種因素密切相關。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建議,在中央層面成立建設法治中國的領導小組,全面負責法治中國建設的統籌規劃和協調實施。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儘快制定黨和國家《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規劃綱要》,勾勒出建設法治中國的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
  依法治國制度反腐 具指標意義
  美國《僑報》近期刊發題為《讓法治成為國家上下的信仰》的文章稱,四中全會最迫切的任務,自然就是要給司法如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去庸化等一個說法,為未來的法治改革定調。其總的取向,即是要強化司法的獨立性、專業性,務求令法律回歸公正、精確的軌道,讓法治成為國家上下的信仰,而非一時治之的工具。
  大公報表示,建設法治中國需要多項配套改革。應松年認為,其中司法改革關係全局,公正是司法的核心追求,保障公正的手段之一就是司法獨立性。著力推進司法獨立性可以成為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突破口。
  臺灣《旺報》20日社評《法治是兩岸心靈契合的開始》指,本屆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其意義值得關註與探究,在中共黨史上將具指標意義。
  社評表示,此時推動依法治國是勢所必然,自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以來,最震撼人心的政績就是雷厲風行反腐。在此反腐的浪尖上,民氣可用,四中全會順勢強化全黨的依法治國理念,讓反腐法制化,用制度反腐,對中共而言自是責無旁貸。
  (2014-10-20 11:40:11)  (原標題:境外媒體:中國或出台新規 遏制官員干預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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